记者 丘慧慧 梁钟荣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带给南粤大地的“思维风暴”，又袭来一波。

　　“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时候，都是公有制单位，中央发一个文件，大家都按这个文件办事，现在还做得到吗？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有几个啊？”

　　“中国特别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正在经历着重要历史时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正在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上层建筑也要去适应这种变化。”

　　“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容易会新瓶装旧酒。当然旧酒也有好酒，50年的茅台能卖到几千块，但旧酒确实也有勾兑的，放久了就会变质。把解放思想当成口号来喊，谁都讲重要，一谈到具体工作，就说不如你给我两个项目吧。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要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解决阻碍科学发展的办法。”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政协各界别委员座谈会上的以上讲话，延续了一贯开明、务实、居安思危的风格。

　　此时，由1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学习讨论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掀起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已经涉入深水区。

　　“政协要成为解放思想的智库”

　　1月16日，汪洋的坦诚成为引发广东省政协委员们敢于“直言”的导火索。

　　会上，徐远通、蔡高声、翟美卿、安然、李德成等11位委员从环保、社会冶安、东西部差距、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向高层发问。

　　“广东政协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跟思想活跃的群体交换意见，没有太多的束缚。”汪洋对此感慨。他同时强调，广东过去20多年的发展确实引以为傲，但不能让过往的成绩成为广东思想解放的障碍，“人民政协完全有条件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智囊”，“人民政协要做解放思想的先锋”。

　　对于政协与政府工作互动的问题，出席此次座谈会的政协委员亦有抱怨，提出目前一些政协委员的提案与意见，在实际的工作中得不到落实。

　　对此汪洋承认，虽然其中有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与政协委员的想法有时难免存在需磨合之处，但“确实也存在对政协委员意见重视不够、研究不得力、办理不认真的问题”。

　　他也冀望政协委员有一定的耐心，毕竟制度设计的完善需要时间，“要落到操作层面，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搞汽车设计，概念车设计得很漂亮，要变成工业化生产的车，要很多很多的试验，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建设性地进行探索，虽然可能时间上会慢一点，但是“破坏性也小一点”。

　　汪洋同时鼓励政协委员要继续敢于直言，让广东成为一直“立言”的宝地。“有一些想法会撞击”，党委与政府人士多撞击才会形成“另外一些想法”，更全面考虑问题；在政策设计时才会更加考虑经济民生，使之更加科学。“想法看起来不是你提出的，但是实际上与你有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已经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通过强制性的做法来使各类社会问题按执政党的意图来解决。”他由此希望积极发挥政治协商的平台作用，以此为基，全省实现共同奋斗的共识和愿景。

　　“要干部讲真话，允许讲错话”

　　在严厉指出广东的潜在不足之后，汪洋也对广东过去的业绩做出了肯定评价。他认为“过去30年，广东是辉煌的；过去的5年，也是广东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他指出，评价过往成绩与展望明天之间，要实事求是，这是解放思想的重要组成。

　　“干部要讲真话，不要讲套话；要讲实话，不要讲空话；要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要讲照本宣科的话。”汪洋在1月16日的座谈会上开诚布公。

　　“要让一个领导同志讲真话，就要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说错话。所以我们的领导拿稿子讲话，在座的不在座的都有责任，包括新闻媒体，”汪洋轻松地说：“一旦讲了一点不准确的话，就会授人以柄，成为炒作题材。”

　　广东未来发展应当如何聚焦？汪洋认为更应该务实地解决现实的问题，他尤其指出四个短期需要解决的领域。

　　首先，广东经济发展快，但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教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例如2006年全省高校毛入学率低于浙江、江苏；每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22位。

　　第二，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不够优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其中自主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低于北京、上海、陕西等省市。

　　第三，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约束依然趋紧。全省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警戒线；单位GDP能耗比美国、日本、英国分别高2.3倍、6.2倍和3.2倍。

　　第四，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需要改变。2006年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人均GDP只有珠三角的1／4。“考验党委、政府执政能力最重要的依据，不是能让珠三角富裕到什么程度，而是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汪洋提醒了全省干部。

　　冲击广东的“五大不足”

　　汪洋不仅语言简明、活泼，工作更是严格、务实，同时富有忧患意识和担当勇气。这从他从政经历上的几个标志事件可见一斑。

　　1988年11月，时年38岁的汪洋主政安徽铜陵，成为当时全国最年青的正厅级干部之一。其主政期间，1991年11月14日的《铜陵日报》发表了《醒来，铜陵！》，高呼“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该文发表之后，他从住房制度改革入手，彻底改革“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体制，推动了铜陵改革高潮。这场从地方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引起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注意，1992年邓公南巡回京途中特意召见了汪洋。

　　1999年他由安徽常务副省长任上进京，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其间汪洋经常约见经济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民生问题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并妥善解决了四川一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2005年12月，汪洋重返地方，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开明的态度解决了“最牛钉子户”事件；提议改革党报，号召党员“习惯到二版找我”；推动重庆市干部利用互联网问计，为“重庆建言献策”。

　　2007年末，汪洋将其开放的心态，和浓重的忧患意识带到了广东。“最近日本政府斥巨资拍了一部叫做《日本沉没》的电影，说明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多么强烈啊！”汪洋直言不讳。

　　他还为一向的尖子兵——广东提出“五个不足”，这“五个不足”包括：社会事业和管理滞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民生问题依然突出。汪洋用大量详细的指标，指出了广东和沪、浙、苏、鲁等省，甚至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

　　汪洋坦然指出，广东经济在经济总量领先这种单一经济指标背后，存在着种种不尽理想的隐忧。如果再不抓紧时间解决，“广东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能就会成为对人民、对中央许诺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