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在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12位思想理论界顶尖专家学者为广东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如何破局建言献策

关键时刻，广东破局

30年改革开放，将中国置于一个历史拐点：国家能不能将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模式转变为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是不是可以建构恰当的社会政治体制，将集权决策模式转变为分权决策模式，形成经济政治互利体制结构的关键；国家财富的迅速分化促使民众权益意识的疾速觉醒，可不可以从部分人先富起来递进到共享财富，成为社会重建改革共识、国家凝聚力量的关键。

　　中国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决断时刻。

　　中国是永远尾随着发达国家的步伐，还是以制度创新开启人类现代发展的崭新局面，这是当下的中国必须认真回答、求索解决治道的问题。中国已经没有回避国家战略的任何理由了。

　　冷静判断中国目前的局势，是把握诸关键时刻发展契机的先行要求。

　　旧局已破，局面喜人。30年前僵化的“文革思维”、“两个凡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堪忧局面，已经在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彻底破除了。但是，30年的发展带出了中国现代转变的各种层次、不同向度、牵动全局、难以破解的难题——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不能继续维持、政治体制上的发展阻碍不能任其延续、社会整合机制上的皲裂现象必须缝合、生态文明上的欠账状态不能不予正视。30年中国的发展，成就突出，问题鲜明，既极大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也逐渐形成了新的改革僵局——享受改革成就的心理胜于勇于改革的决断，认识问题的欲望被为成绩辩护的心理遮蔽，要素改革的取向掩盖着体制变革的必要，国家能力的凸显压制着社会、市场的功能，领导的主观决断胜于制度力量的培育，乐观的国民心理侵蚀着忧患的改革意识。这是改革陷入僵局的诸种标志。走出改革僵局，是改革开放得以开拓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前提。

　　大胆地筹划关键时刻的发展战略、理性地选择关键时刻的行为举措，是破除僵局、开启新局的必然要求。

　　广东能不能再次为全国破局，开启一条持续发展的科学之路，成为广东当下能否超越自我、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成为广东是否具有引领中国现代化向纵深推进的首要问题。在历史性的决断时刻，广东当义不容辞地再次为中国发展破除既成局面、开拓崭新格局扛起创新大旗。

　　关键时刻，亟须破局的重大难题，突兀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观念觉醒、制度创新和秩序重建的三重努力。因应于三方面需求而展开破局旅程的广东，应当克服千难万险去加以尝试、探索、建构和完善。解放思想，就是要重建30年前广东人敢于破除一切教条主义的思想氛围。如果说广东人此前为计划还是市场、姓私还是姓公、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提供了解放思想的标杆的话，那么，今天广东人就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全国提供见物还要见人、勇气还需智慧、精英还要制度的双重优势兼得的崭新思维，在观念上重建合理健康的精神氛围，成为广东足以发挥推动中国从局部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引导作用的信心基础。

　　思想的解放关键要投射到制度的建构层面。国家结构上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自治分流，是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中，如何谋划新型工业化的大局、如何筹划区域经济架构，是广东要解决的问题。在政治领域中，如何破除行政体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是广东要改革的问题。在社会领域中，如何使公民自治更为有效，是广东需要求解的问题。在生态方面，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广东需要处理的问题。

　　广东必须以自己建立现代秩序的勇气，来理性谋划破局之举。中央已经在全局上开启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设定了目标。广东如欲领承破局之责，就需要达成解放思想的共识，需要改革权力结构、领导选拔、人才聚集、绩效评估的权力状态，需要重建改革领导链和人才链，需要呼唤具有历史气魄和改革胆识的人们登上历史前台，需要打破陈规陋习、破除小富即安的群体心理，需要站在世界发展高度筹划广东的未来。

　　破局旅程，犹如逆水行舟。在中国发展要么前进、要么回流的关键时刻，广东身处中国改革的最前沿，没有退路、不容迟疑，挺身向前，承担重任。发历史之先声，得潮流之大势，广东破局大有可为而当为。

　主持人（任剑涛）：各位，广东在第一次改革开放中破局，给全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这一次解放思想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讨论一下全国范围看广东，广东如何应对自己在这一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浪潮中在全国改革布局中的定位、功能、举措。

　　高尚全：很高兴参加《南方都市报》的座谈会。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次为什么广东又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汪洋同志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可能有的人不理解。我因为应汪洋同志邀请，1月14号去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对象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厅局长以上干部，和一些理论方面的同志。

　　广东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思想不解放是不行的，光做太平官也是不行的

　　汪洋同志提出这样一个举措，我觉得没有勇气是不行的，思想不解放是不行的，光做太平官也是不行的。广东为什么要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我觉得首先是落实十七大。十七大没有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6·25讲话中讲了四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就是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把坚定不移解放思想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法宝。

　　其次，应当看到广东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总量全国第一，GDP人均已经超过四千美元，人们的富裕程度也比较高。这是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

　　第三，广东实际上改革30年来取得成绩，各方面发展得不错，但是发展也不平衡。珠江三角洲的财政收入占了广东的67%，广东东部、北部、西部只占3.1%、3.1%、3.9%，发展很不平衡。

　　第四，我们广东的发展跟全国的水平，比如跟江苏、浙江、上海来说，还有差距。为什么汪洋同志带了领导班子去考察这些地方呢，就是为了相互学习、交流，因为有差距。另外广东创意精神不够，有的人钱多了以后就打麻将、吃喝玩乐，这是不行的。

　　第五，从国际上来比较，我们广东发展，虽然小平同志讲了，要20年赶上“四小龙”，现在除了韩国以外都赶上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总量，应当看到还有人均、生活质量、环境，还有好多差距。

　　所以我考虑有这五个因素，看来解放思想非常必要。

　　从实践来看，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为了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所以我觉得意义很大，全国现在都在提出解放思想的问题。

　　主持人（任剑涛）： 在我看来，广东这一次能够冒风险重提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除了高尚全先生已经做出了一个综观阐述外，有三个理由值得特别关注。

　　僵化思维已成发展瓶颈

　　广东的经济发展与体制蜕变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抗性状态

　　第一个是广东本身碰到中国现代化转轨的发展难题，在全国应该是最突出的。因为广东的发展确确实实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发展瓶颈不是体现为一个平衡和可持续的问题，而是体现为在观念上首先遭遇到了一个怎么样突破发展瓶颈的这样一种新的僵化思维的影响。新的僵化思维就是认为我们在经济上的发展成就证明了体制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这个观念已经成了一种新教条。

　　我们要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一种改革气质、改革氛围，真正把体制上阻碍发展的这些原因凸现出来、解决掉。

　　第二是广东的发展除了不平衡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广东的经济发展与体制蜕变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抗性状态。体制上逐渐从改革体制蜕变为普通体制，深圳、珠海、汕头在这方面是最典型的，所以我现在很难看出来“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鲜体制在深圳、珠海、汕头还有多么明显的特色。

　　深圳自从遭遇到1989年困境后，在90年代初建构了人大和政协以后，重建了各基层党委组织，基本上跟内地所有的体制安排完全一致了。只是因为地缘优势和改革开放早期一直形成的改革精神的惯性作用，所以深圳能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珠海和汕头因为体制上向传统城市蜕变的速度更快，而挣脱传统体制的第一波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力量更弱，所以深圳、珠海和汕头都不在一个发展水平上，而变成了四个特区、三重水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改革要突破，新的教条和突破体制障碍必须要有广东来破局。

　　广东破局四大优势

　　广东在新的解放思想里有在全国布局里的特殊地位

　　广东这样一个破局有两层计算，在全国布局里都可以说是合理的。一个是优势计算，刚才高先生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阐述，在我看来有四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个优势是广东积累了解放思想的经验、教训，这在全国，它的经验教训积累是最丰富的。第二是广东积累了可偿付改革代价的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不具备的。第三，毗邻港澳，有一个观察世界、形成世界眼光、追求均衡发展的桥头堡这样一个地缘优势。第四，广东这个地方的地方心理和族群结构有利于进行改革。大家承受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强的，因此在解放思想这一次破局时汪洋提出这样的命题，赢得广东区域的广泛反响、强烈震动、积极应对和各级政府的建言献策和制度设计以及创新召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广东确实在新的解放思想全国布局里占有特殊地位，这样一个特殊地位在我看来是其他省区所不可替代的。

　　而且从代价上来计算，广东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破局的边缘优势和代价计算优势。从代价考量上、优势计算上，从广东首先遭遇到全国经济发展体制障碍和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及要可持续发展建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相关联，广东破局有它的优势。

　　广东为全国体制破局要进入一种新状态、提升一种发展境界，从而为中国深度现代化、深度改革提供一个思想氛围、改革举措、体制模式。深圳首先要尝试大部制改革，而大部制改革的原型也就是五六年前深圳的“行政小三分”，当时也是中央编办和深圳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广东在全国布局上始终获得立在改革开放潮头的客观条件。

　　解放思想，破除官本位

　　改革要解决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建构问题

　　保育钧：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新一轮解放思想，汪洋同志提出来的几条，我觉得有深层次的原因，不是简单着眼于政绩，而是考虑中国社会经济长远的发展，我赞同任教授的观点。这些年来广东，特别是几个特区，旧体制复归表现得十分突出。

　　不平衡等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要从政府权力的授予、运作和制约方面下功夫改革。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解决政府权力的授予。　　这些年来广东也好，其他地方也好，深化改革很不协调的就是官本位越来越浓，品级意识非常强，很把一个官当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可以配置资源。不解决权力的授予和权力的运作以及权力的监督，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解决。下一轮广东解放思想要紧扣这个主题，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建构问题。

　　先要解放官员的思想

　　就改革而言，既要自上而下地开放，也要自下而上地争取

　　朱学勤：解放思想是“及物”动词，不是“不及物动词”。解放什么？我以为要从1992年以来的某些思想误区中解放出来。

　　1992年以来的第二场改革，明确了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方向，搭上了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便车，经济起飞，有目共睹。遗憾的是，这场改革基本是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独进，搁置了政治体制改革。

　　这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政府招商引资，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由于没有政体改革来平衡，第二场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并不能公正地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用，反而形成了巨大的寡头利益集团以及大部分人的被剥离感、剥夺感。经济进步的同时带来了社会的断裂。

　　此外，现在要谈解放思想，先要解放官员的思想。广东改革意识衰退，不是一个地区的现象，而是全国普遍现象，他们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第二次改革的动力和操盘手。操盘手自己把利益拿出来？难度之大，几乎不可能，那这样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冲刷。

　　另外，改革，既要自上而下地开放，也要自下而上地争取，争取争取，不争怎么取？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的18个农民争出来的，不是农业部农委设计出来的。

　　高尚全：解放思想我觉得广东比较深入，包括深圳、广州等地方，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做起，不要走过场，不要说说而已，要落到实处，思想到底有什么创新，在实际上到底有什么差距，找差距，这样就前进了，改革就深化了。

　　主持人（任剑涛）：对广东解放思想在全国的布局里有一个事件很有象征性，这就是省委书记汪洋同志亲自邀请高尚全先生去做报告，这个事件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性呢？广东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布局不是在广东范围内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是希望像高先生这样对改革开放有深入了解、又站在全国角度把握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力度感、尺度感非常敏锐的学者，来为广东破题。这样一个事情表明了广东是在全国全局一盘棋中来筹划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

　　让广东来实践“有中国特色”

　　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但是问题是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特色？

　　我相信首先一个，当然与高先生所讲的领导本身的勇气、睿智和想突破既有成就格局的个人因素有一些关系，但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布局这一点出发，已经表明中央在全国局面上已经体会到改革开放30年走到今天，确确实实如果说十七大要解决举什么旗的问题。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但是问题是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特色？基本上以往都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这个角度来做出阐述的，但是中国特色如何凸现出一个鲜明的核心价值，这一次没有破题的现实观念难题，使得中央断然决定依然由广东破除体制障碍、破除观念，争取来化解发展难题。只有到这个地区进一步试验，把中国特色在核心价值上能够凸现出来。

　　中央大部制，广东怎么动？

　　在体制上“小政府、大社会”已经喊了20多年，没有能够落定

　　解决体制障碍，突破人们在体制上认为当然的、但束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举措，由深圳、珠海、汕头和广州进一步实验，怎么样真正落定在一个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有限有效的现代政府体制架构上来。

　　中央政府大部制在动了，省级机构如何动，广东找到起点可能更容易。更为关键的是有钱之后的秩序建构，广东也遭遇到了全国共同的难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广东要解放思想是在全国现代化发展布局中对真正落定下来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实际探求的一个深化改革的要求，在这个情况下要特别强调在广东破局的关键性。

　　关键性有三个，第一，我们走到了一个观念的十字路口，旧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和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在交织中有一种新旧的问题。第二是在体制上“小政府、大社会”已经喊了20多年，没有能够落定。如何真正有一个低成本廉洁的政府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变成今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央下决心从大部制着手，那么省级机构如何进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体制上要突破障碍仅仅是财产登记都显得非常困难，广东在这方面必须要有作为。

　　第三是秩序问题，广东鲜明凸现了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民变成为市民，农业要转变为工业，这样一个突破的瓶颈。广东民工占了全国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数千万人之多，这次冰雪灾害本身遭遇的一个困难就已经证明广东遇到的难题是国家的难题，不是广东本身的难题。所以国家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广东又在关键时期继续发挥第一二波思想解放和第二轮改革开放中破局的勇气、智慧、举措，真正为全国能够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探索出一条道路。

　　广东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广东突出一些，并不是因为其他省份就不讲解放思想

　　杜钢建：广东这次推进思想解放在全国做得比较突出一些、比较引人瞩目一些，并不是因为其他省份就不讲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十七大以后中央统一部署，各个省都在积极响应，而且各个省的一把手没有一个甘于落后的。

　　再一点，在这一场全国思想解放推进过程中要看到广东所处的历史阶段，要看到广东和全国平衡的特殊历史阶段。

　　在其他地方可能更多被重视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广东恰恰注重的是扎扎实实要推进事业的发展，推进经济改革的发展，然后利用了三个经济特区，所以才走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

　　广东下一步的改革从全国比较来看，在文化上还有一个优势也值得我们重视。广东的历史文化有特定的地方文化，古代是以潮汕文化为代表的，唐、宋、元时期以潮汕文化为主，近代现代以岭南文化为代表，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等等。过去的30年就是以三大经济特区为代表，就是特区传统文化。从潮汕文化到岭南文化到特区文化，这个历史阶段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想说的是以民为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先行先试需要勇气

　　随着全国的开放、全国的体制创新，广东比较优势在逐步衰减

　　肖金成：谈到思想解放，我感觉到无论是深圳还是广东，应该说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河。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是改革开放，第二是体制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是做不成的。最突出的这两条，对外开放应该是起源于广东，起源于几个经济特区。应该说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对于全国的体制创新都起了示范性的作用。

　　第二，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有一个重要的是先行先试。先行先试是要取决于胆略和魄力的。做太平官很容易，先行先试要有勇气。未来广东还是要借助于先行先试，国家赋予的职能、赋予的优势进一步思想解放，来推动开放和创新。

　　第三，广东在这3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随着全国的开放、全国的体制创新，比较优势在逐步衰减，这也是应该正视的。各种矛盾和瓶颈制约也在显现。这就需要思想解放，需要化解这些制约、化解这些矛盾。在化解制约和矛盾中，广东仍然应该走在前面。

　　高尚全：现在回过头来看广东的改革，需要有一个本质定位。

　　旧体制、旧观念，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天经地义的东西要碰它，不然空喊思想解放解决不了问题。老实说广东这些年的成绩要做如实分析，广东靠的境外资本、国内廉价劳动力，就体制本身没有多少触动，所以要进一步触动这些问题。

　　扩大自由应成为改革方向

　　解放思想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文化上的自由。自由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关山：改革开放30年最深刻的启示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扩大自由。自由推动了发展，发展就是扩大自由。这是改革开放30年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深刻的启迪，理应成为我们今后改革的方向。

　　想当初，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更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种管制的后果不但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还造成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种教训还不深刻吗？

　　与此鲜明对照的就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让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吃饭问题立马解决。现在不但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成了世界的经济大国。改革的闯将袁庚曾对我说：“蛇口有今天，全因中央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自主权。”社会生活自由方面虽然还有不少遗憾，但也确实获得了长足进步，上上我们的互联网，看看我们的手机短信，再到饭局上听一听，与30年前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幸福。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文化上的自由。

　　自由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能扩多大就扩多大，扩得越大发展得越快，这就需要胆识、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