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在陕西南部的秦岭山区采访时，路遇几个在当地“三线企业”工作的国企职工，说到所在企业职工的心态，使人感触良多。

　　这是一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为“备战”建设在深山沟里的“副部级”大企业，现在却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职工有的远走高飞，到沿海地区谋职；有的靠给周围的小企业打工度日，甚至５元一天割麦子的苦活也干；还有的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或不去找，就靠企业“每天只能买几个馍”的少得不能再少的津贴度日。据说，这部分职工并非是老弱病残者，往往是原来表现不错的模范职工或中下层管理人员。他们拿不到工资，却天天去上班，在原来的工作场所一呆就是一天，许多人甚至还坚持开“班前会”、“班后会”。会上说什么呢？无非凑在一起回味昔日国营企业职工的光荣：当年建立“三线企业”时，国企职工最低一个月工资也有四五十元，还有公费医疗和各种福利，而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值不了０.１元，就不提企业领导的行政级别是与“省级领导平起平坐”，就是普通职工走在街上，周围那羡慕的目光不亚于今天看见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的感觉，何况还有“吃皇粮”的政治上的优越感。为了保留住这一份心理上的慰藉，他们不愿去给私企打工，也没有想到去自己创业，日复一日，远离了脱贫致富的机会。我遇到的这几个职工，显然也是“模范职工”。当时，他们的汽车在秦岭的盘山路上抛锚了，荒山野岭中，连电话都没有，有的同伴回厂叫人，他们在这里看守着汽车，已经快一天了，只有用随身带来的干馍充饥。就这样，一边和我说话，一边还在抽空擦车。那份对企业的感情溢于言表，不问自明。很长时间，我都为那一幕情景所感动，困难中的国企居然有如此忠心的职工，诚然可敬，然而以时代的眼光看，又该对这些职工的行动做何评价呢？我心中不觉升起一丝感叹。

　　后来，一个流行的词汇高度概括了这种现象，叫“国企情结”。 所谓“情结”，最早见于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书，大意是男孩子容易依恋母亲，女孩子容易依恋父亲，这种感情在成年后仍然会保留在潜意识中，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在有的人身上，可能会表现出某种依赖型人格，缺少独立性，就像一个人成年后仍然要依赖家人，依赖朋友，像长不大的孩子，适应不了社会生活。所谓“国企情结”，就是指某些国企职工把企业当家长，在国企已不能为其提供工作机会与生活保障时，仍在感情上依恋，行为为上依赖，以至不能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所需要的竞争、独立的心理素质，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对“国企情结”的认识，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和现在某些经营得很好的国营企业中，要求职工敬业，忠于职守，以企业为家，可能都无可非议。然而，面对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大量国企职工面临着再就业的人生选择，如果再抱着“国企情结”不放，幻想有人会像母亲喂养婴儿一样把自己管到底，恐怕就要大失所望了，不但耽误自己的前程，也会给社会造成负担。因此，科学地剖析“国企情结”的心理误区，实在是一剂帮助困难企业职工脱贫的良药。解开“国企情结”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大二公”的思想由来已久，许多人的思想深处，以为在国企工作政治地位高自己有主人翁的感觉，即便囊中羞涩，也有一种“受命不迁”的“苦恋”。对此，则需要全社会都能动员起来，彻底消除极左时代的思想余毒，给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工作中的员工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使职工的从业心理日趋健康、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