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领导的最高境界，在西方，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型”；在东方，则较多地被认为是“无为而治”。这大多与其文化相关。
　　成中英教授指出：卢梭《民约论》说明真正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从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础。中国的管理理念则是凭借对人性的反省与思考，提倡集体主义，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结合人的感情需要，运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去实现管理并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认为领导不违背人的自然属性，“为本为，则无不治”，“功成事连，百姓皆调‘我自然’。”（《道德理万机约》）以无为而治为最高境界也就很自然。 
　　然而，观念毕竟是观念。长期的管理实践并未证实“民主型”领导绝对优于其它类型的领导，也未见谁能达到所谓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在现实的人生中能够实现的东西：领导的合理境界。诚如曾任强教授所说：“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乃在：一切求合理。” 这种领导的合理境界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有四维度：
　　第一维度：修已安人
　　曾仕强教授说：“修已是基础，一切从修已开始。安人是目标。一个人只会修已不会安人，那他只配做隐士。而管理者应既会修己又能安人。”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孔子。修身以建立权威，又应用这种权威影响力来安人，使组织有序化。使自己能够顺其自然地成为组织中的控制力量，发挥领导作用。以避免“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另一种控制组织的道路。
　　修已以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影响众人之风气，众人的意愿才能是善意的，才不是人欲横流的。恶的世界，用民主的手段所获得的“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才不会是一群强盗的“群体意志”。显然，用多数的恶的意愿来强迫少数服从的“民主型”领导，未必就有合理性。因此曾公强教授说：“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已开始”并不为过。以人类善的属性为基础，所集中的“群体意志”才有合理性。据此安人也才有合理 
　　第二维度：持经达变
　　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民主型”管理方式，在通过民主的手段，集中“个人的终极权威”，获取‘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的权威之后，必然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以建立团体对其成员的绝对控制。这必然是领导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控制，以法规的形式而得以实现。法的尊严一直是西方领导方式的根基之一，法规必须得到遵守。 按照东方的管理传统，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也同样必须依重于法制来进行治理。虽然东西方的“法”的观念不尽相同，在这里就不进行讨论，暂且求同存异。
　　重要的是，“法”一旦成为维持有序化的标准，这在东方称为“经”，“经”是必须得到遵守的。但依照西方“非此则化’的二分法思维，不是遵守，就是不遵守，很容易陷入机械论的泥潭，而使管理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无论在西方企业还是在中国的企业，许多领导者都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经”一定要遵守吗？“经”不一定要遵守吗？这种思维本身就已经陷入二分法的两难困境之中了。
　　无论是东方的易思维还是西方的辩证思维，都否定少非此则被”的思维图会。从而主张“持经过变”（或辩证法的表述：坚持标准与随机应变兼顾）。
　　所谓“持经过变”，一是“变不离经”，二是“权宜应变”。领导处于“持经达变”的境界，能保持企业的整体活力，并且这种活力确实建立在个人活力的基础上，而不是所谓的“每一个螺丝钉都按照标准发挥作用，整体就有了力量”的机械论。正如普仕强教授所说的：“使员工了解持经达变的遣理，即上级交待的原则不能变，但是为了达到原则的方法可以变”。这样，企业才能够实现在高水准上的统一。同样的，“企业必须适应中树”的原则不可变，而适应的办法可以变。这样，企业才能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在活。变与不变的处理得当，这样的领导境界才是合理的。
　　第三维度：曲而后全 
　　在保持了对组织的控制之后，领导必须带领群体趋向目录。此时，领导者可以取直截了当，直趋目标，或以曲为直，迂回前进两种很不相同的风格。
　　（孙子）曰：“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还在之计者也。”两点之间的距离固然以直线为最近，但是要横渡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也只能是以某种倾斜的曲线来横渡，才是最省时省力的线路。这是人人知晓的道理。就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向月球发射火箭，也取S形的途径为最省时省力，最经济。但是不少领导人总爱叹息，以为中国不如外国，“人家直来直去”，啥事都好办。其实中外都一样，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相似的道理：‘最省时省力的线路时常是曲线”，是直线的反而是特例。老子日：“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因而，“知还在之计”，以曲为直，曲而后全就是领导应处的合理境界。
　　第四维度：持中致和
　　《古文尚书·大禹馍》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注：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昧难明，只有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之意。）这十六字心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贝。其要旨就在于“执中”，即“允执其中”（注：得当地把握住它的中正之道。）为何“允执其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贝？凡事均有两端：过或不及，比如管理一切从严控制，是一端，一切从宽任自由乃另一端。诚如曾仕强教授所说：“真理不在两端，常在两者之间”。即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过火的一端和不及的一端都一样要坏事，同样不可取。《中庸》曰：“冲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老子说得很清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了。唯有执中才是成事的正道，称为“中道”。管理也就只能在思成并举、宽严相济中获得和谐。从而“允扰其中”也就成为“尊道”的不二法门。正因为执中才能在阴阳两端的相互激荡中得到整体的和谐，于是领导持中致和应当是合理的境界。